专访地点：安徽合肥
专访时间：2009年5月19日
专访记者：周亮（志愿者）　李晶莹
专访摄像：王丽

嘉宾简介

　 　潘祖耀，教授，1934年11月生，男，汉族，安徽马鞍山人。中共党员，毕业于安徽农学院。曾任职于安徽农学院林学系（系主任），安徽农业大学林产工业 研究所（所长）。系中国林学会林产化学化工学会理事，安徽省林学会、安徽造纸学会理事、安徽省林产工业学会常务理事，泾县小岭宣纸厂技术顾问，泾县宣纸协 会顾问。1980年担任省科委“宣纸燎草浆新工艺研究”攻关项目，主持全过程研究，1986年通过中试鉴定，1987年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，1988年获 国家级科技进步三等奖、安徽省优秀论文二等奖，第六届中国林学会学术论文二等奖。30年来，为安徽林化工业建成了毒杀芬农药厂，若干活性碳厂，创办了制浆 造纸专业，为培养林化人才和发展林化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，评为安徽省中青年专家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。宣纸研究新工艺成果经省计委列为省重点工业性试 验项目，于1999年5月通过安徽省有关专家验收和鉴定。

专访实录

1.　童年往事，求学之路；社会动荡和家庭环境的影响

记者：大家好，这里是国际木文化学会的中文网站——木文化网的人物专访栏目，今天我们采访的对象是宣纸制造专家潘祖耀先生。潘先生您好，很高兴您今天接受我们国际木文化学会的专访，首先请您谈谈您小时候的生活，您的求学之路顺利吗，您当时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？

潘祖耀：我小时候是我们国家遭受灾难的时期，因为我是1934年出生的，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，日本人就侵略 我们国家了，而且我们家乡离南京很近，我们家在马鞍山。南京被日本人侵略以后，很快就（侵略）到我们这边了，日本人就来了，这样子，我们家乡就受到了日本 人的侵害。我那时候刚三四岁，我祖父是个中医，家里面开了个中药店，在一条街上，家里有房子，什么都有，但是刚过1937年，日本人到我们家乡来，就把我 们那条街放火烧了，整条街全部烧光，那时候我们家的房子，店铺全部付之一炬，接着我家乡的人，我祖父，我伯父，还有我父母亲都开始逃难了，逃到乡村里去 了，我父亲跟我母亲，带了我跟我弟弟，一共四个人，就逃到乡下去了。我们是向东走的，我们这个家，向东迁，这个当时没有好好研究这个问题，日本人侵略呢， 确确实实是从东向西来的，结果我们迎头碰上了日本人，倒反而在家的时候还没有碰到过日本人，越到乡里面去，越是日本人迎面来了，我们在农村的时候就遇到了日本人。

　　据我父母亲介绍，我父亲同我母亲分别一个人带（一个孩子），我父亲带了我，我母亲带了我弟弟，那么，在跑的过程当中，我父亲带了我就躲在一个土 地庙，农村里面不是有土地庙吗，我母亲带我弟弟就跑散了，不知跑哪去了。后来我们到那个村子，因为刚到，也不熟悉，所以就遭遇了日本人，村上的老百姓还是 不错的，就把我母亲放到一个柴堆里，就是稻草，农村不是有柴堆嘛，就用稻草把人藏到柴堆里面去。（母亲）带了我弟弟，她抱我弟弟跑到巷子口的时候，因为我 弟弟很小，比我小三岁，我当时才四岁多，他本来是包在一个被褥里面跑的，结果，我弟弟从被褥里掉了，我母亲就找不着他了，碰到农村的一个老头，他喊我母亲 喊三师母（因为他喊惯了）他说：“你小孩掉巷子口了，赶快去把他抱过来”。我那弟弟挺有意思的，掉到地上没哭，没有声音。我母亲把我弟弟抱回来，那个老头 说：“你跟我走，躲到一个草堆里面，你往草堆里躲进去，我用草把你盖起来，这样你留个孔在外面透气就行了，你不要出声，也不要让小孩哭，你躲着别动，等日 本人走了以后呢，我来把你救出来”。这样子，我的弟弟，我的母亲，遇到这个灾难，就没有受到危害。我的父亲带着我躲到土地庙里面，日本人也去看了，拿着 枪，我父亲抱着我，那时快冬季了，他戴着帽子，（日本兵）把我父亲的帽子一拨到地上，看看，就对我父亲说，你的头上没有帽子印痕，证明你没当过兵，你不是 兵，不是军队的，就放过了，打了一巴掌就算了。我才三岁，我父亲就叫我作揖，我就算过了这一关，所以，日本人那（我）也没有遭害，那很危险的，刺刀都对着 呢，我父亲就说，差点你就没命了。

　　后来我父亲带着我满村的找我母亲，就在村里面到处找，最后就找到了，我们家没地方住，就安排我们住在村里的一个祠堂里面，我们家就住在祠堂里 面，当时是很被动的。还有我的祖父，我的伯父母，走到别的地方去了，不知道在哪里，我父亲母亲就带着我在村子的祠堂里面住下来了。这就是我童年时代刚开始 就遇到的事。

　　后来，到我少年时代，尽管当时我已经有四五岁了吧，没有受到什么文化教育，不可能嘛，（日本人来了）逃难嘛，也没有什么学校。后来，随着时间长 了以后，村里面就讲我父亲，总要有个事做，他又不是农民，我们家生活怎么来源呢，又没田地，村里面这些老农民都说：我们小孩都想读书，就是没有老师。那这 样吧，就叫我父亲，我父亲在家里面是老三，就喊他三先生，我们给你募一个学馆，我们给你找一批学生，有人家愿意让小孩读书的，我们组织起来，请我父亲出来 当老师。我父亲就把这个祠堂当作学校，又是我的家又是学校，我父亲就在这个学馆里教书，为什么呢，我父亲本来就在小学里当老师，他文化还不错的，这样，我 父亲就在这个祠堂里面教书了，我们家就安在祠堂里面了，这样子算是安顿了。村上的老百姓还是挺好的，就叫我们家住在里面，这样子生活有来源了，一个学生每 年来入学要交几斗米，这样生活来源就解决了。我小时候就是这样的经历，但是我没有上学，所以问我小学怎样，我没上过小学。

记者：您小时候就是在您父亲的私塾里面念吗？

潘祖耀：对，这样就来了个我上学的问题了。我父亲讲，我想办学馆，你又在这个学校，我怎么教人家呢，你还是到县 里面另外的一个私塾，所谓私塾，它教的那个书是从大学、中庸、论语等四书五经的书，实际上，我根本就学不懂，就是认字，对那个课文内容都不理解的，我父亲 说，你就认字吧，认得齐你再回来。这样我小学就在私塾读了两三年，我就认了不少字，另外写毛笔字，在私塾里面很讲究写字的，这是我开始学文化，就这么个过程。

　　这样子一直到八年抗战吧，我们在乡下待了有八年多，一直到日本人投降，日本人投降呢，我印象很深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小啊，突然在街上、村镇里面， 家家放炮竹，声音特好，家家放炮竹为什么呢，是日本人投降了，我们才晓得日本人投降了。放了炮竹，日本人投降了，我们就可以回城了，我们家离城大概九十华 里，我父亲就决定回城了，回当涂，我老家在当涂，我有外祖母，外祖母家有房子，很大的房子，外祖母家是地主身份，家里有房子，他们家里还有田地，地主嘛， 当然要收租了，这样子呢，我外祖母就来信说她家的房子我们住好了，当时外祖母已经逃难逃到重庆那边去了，属于大后方，所以他们倒没受到日本人的什么侵害， 他们家每年都有租子，租子卖钱，有收入有来源，逃难有这个条件，我们家就不行，根本不可能跟他们跑，这样我父亲就等于看管我外祖母家的房子，另外也住在她 家里。我们家回到城里来，就住在我外祖母家里，外祖母就做个决定，其中有一间房子给我妈妈了，那房子呢，实际是外祖母家的房子，我小时候就在这个环境下生活。

　　我家进城以后呢，我父亲讲，你再准备一年，你现在不是没有上学吗，你把五年级读完，你就考初中去了，根据你现在的程度，完全可以了，完全达到小 学毕业的条件了，因为我在农村的时候，我爸爸教过我很多课，我在家里写字啊，写文章啊，相当于在我父亲面前读了两年书，那时我已经八九岁了，这样子，看看 身体以后，我伯父就带我进城了。我们家乡，从乡下到城里，是没有公路的，坐船，走水路，我们那个地方，有一个湖，这的老百姓，都是从事打渔、还有稻子为 主，那地方蛮富裕的，鱼米之乡。所以，特别需要文化，县里面老年人懂，小孩子要学文化，没有文化不行，所以家家都愿意读书，在我父亲面前读书的都比我大， 我当时七八岁吧，他们都十几岁了，他们都是我父亲教，我父亲教书呢，不像私塾，但也不像学校，我想更像一个补习班那样的，他教中文，另外教古文，还教英文 呢，我父亲还教美术，我父亲画画得还不错，还有就是大小字，这些都是我父亲教的，我印象很深，但他教课的方式呢，仍然是私塾的那一套，比如说，你学语文 课，你就在他面前背，背书呢，还得躲过去，面背过来背书。我父亲教书也挺认真的，有的小孩喜欢玩，书背不出，我父亲一本书就摔出去了，摔到祠堂里面，不是 有个天井嘛，他就让学生把书拾起来在那里背，就站在天井里面背熟再来，他的教学是这样的方式。

记者：您小学上完之后考初中了？

潘祖耀：对，我小学以后呢，就进城了，我父亲就把我送到私立小学里面去，读五年级，五年级我很快读完了，因为我 在家里也教了小学那些课，对我来讲就不是很难的事情，五年级很快读完了，读完爸跟我讲，你准备准备吧，你今年考初中，结果，我就考初中，在全县考第三名， 当时我年龄很小诶，考全县第三名呢，有奖金的，那个学校是县立中学，国民党有奖学金，第三名就可以不交学费了，这样子一来，学校的老师还有我家里的亲戚朋 友，都竖大拇指，表扬我，我觉得我很了不起。我读完了小学以后进了初中，进初中以后，我父亲本来也要教初中，教初一的课，我父亲能教英语，也能教美术，也 能教中文，我父亲也在中学教书，但国民党呢，有个问题，它不能按月发工资，老是没有工资，所以教师们都游行，罢校罢课，没工资是不行的，就闹。当时我父亲 就干了两年教师吧，就不能干了，就另外找工作。当时，我有个姑父他认识的人多，在地方上也还有点名声，所谓名声，就是他是参议员，他把我父亲介绍到银行，当时又叫公私合营，所谓公私合营，就是股份制，银行是钱庄并过来的，就聘我父亲到钱庄里工作、服务，钱庄就给他工资了，这样子呢，生活来源有所改善。

记者：是高薪吧？

潘祖耀：也不是高薪，那时候不存在高薪，但是钱庄，该拿多少工资就给他多少工资。因此，进城以后的生活条件比农村的时候好多了，我学习文化的条件也好多了。我读完初中那一年，是解放的那一年，1949年，我正好初中毕业，初中毕业之后，按照道理应该考高中了，但是我们县里没有高中，只有初中，那我怎么办呢，也没办法，我就到芜湖，我们家离芜湖也很近的，芜湖考什么学校呢，那同学很多啊，就乱考，我考取了那个职业学校，有工科，有商科，有农科，我考取了农科，我就是农业学校的，叫做高级职业农校，但是这个学校虽然是职业学校，像我这个就是高中，就是高一到芜湖读书了，我初中之后就读高中了，去的人比较多，像我们县里面没有高中，都到芜湖读书了，但是生活呢，也不是很富裕的，我们那时候读书也很苦的，连到芜湖的火车费家里都还拿不起，那时候五毛钱都拿不起，怎么办呢，我们十几个人，小同学，到芜湖读书的，甩腿，60华里，五个小时就走到了。我们在家里吃过饭，一个人买两根甘蔗，背着，带唱着带玩着，就沿着铁路走到芜湖读书。这样就省路费啊，就这样子读书了。我当时为什么考芜湖那个学校呢，因为它不要什么钱，上学不要交钱的，还供应我们伙食，吃饭呢，菜啊什么的，学校里都可以养猪，种菜，自己种，自己生产，什么东西都不要花钱的，学费也不用交，我们在芜湖的农校呢，有这些经历。这个农校培养了不少人，我楼上有个老师，他也是芜湖农校毕业的，考农学院，他对口，这样子的。

记者：您在农校学的是大农科吧？

潘祖耀：嗯，大农科，学校还是不错的，那些老师，都是金陵大学什么的，都挺不错的。但是，时代在变，当时刚解放，国家需要人才，当时成立一个叫“皖南皖北”，没安徽省那时候只有皖南皖北，行政公署，皖南就在芜湖，皖北就在合肥。我们就在芜湖，当时招考皖南干部学校，皖南革命干校。我那一班，全部跑去考这个学校去了，都不读了，为什么呢，到那个学校去等于参加工作了，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，全部生活伙食费都公家制，我不但自己不交钱，还拿钱，拿工资，第三呢，我们都穿上了解放军服，我还有照片，那是灰的衣服，当时是军装，我们就算参加革命吧，那时候不懂，才十五岁嘛，我们在干部培训学校，从社会发展史学起，人怎么是由猴子变来的，劳动创造了人，人之所以变成人，因为人劳动，两只手能劳动，从这个时候学起。我感觉非常新鲜，读初中那些课跟这个是两码事，这个课讲社会发展史，讲历史唯物主义这些东西，感觉很新鲜，这就是共产党，那时候才意识到，为什么共产党是从这个来认识问题的。然后就讲到阶级分化，为什么人里面有阶级，有地主，有贫农，有富农，就讲这些东西。

　　我们在皖南干校，先培训这些，后来也学专业，学会计专业，我学了三个月的会计，那是皖南人民银行来教的，教了我们学完以后，就分配工作了，我就分到皖南人民银行，就相当于叫做皖南人民银行分行。我分去了以后，人家问：“小鬼啊，你来报到了？”我答我来报到了。“你多大啊？”我答我十五十六。“你写几个字。”我就写几个毛笔字。“好，你搁在这里，你什么时候工作，我再通知你。”就把我们分到银行招待所里面住去了。过了几天通知我了，叫我到秘书科，秘书科做什么东西，我也不懂，原来就是文书，天天要写毛笔字。凡是上面来的文，就先抄一次，抄过以后有个要求，我再把这个文送给领导。比如是某某单位来了公文，我抄好一份以后，再送到行长那里去，我就做这个事。那时候叫什么呢，叫做收发，那是人家还觉得我不错，说：“小鬼，就说领导信任你啊，这么多文件就给你了，还有机要文件，你说不是信任你嘛。”我当时又不是八路军，也不是新四军，就是刚招进来的小鬼，跟着人家，跟着大人，有的大人很喜欢我，就叫我小潘，当时很小嘛。我做了一年多的银行工作，这个银行（工作），就是时代造成的，我的中学就读到高二上就没读了，去了皖南干校，学完又到银行，直接变成要做银行工作了，又不是做银行工作，是做文书，真正的业务也没有接触到。

　　我高中读到高二上，然后就到银行做这些工作，还有个事情，就是我在高中，高二上的时候，有个抗美援朝，当时很多初中生、高中生参干，参干就是参加工作，有的就参军了，参军以后就到抗美援朝去。都是年轻人，爱国热情非常高涨，天天唱歌，像那个歌：《我们的祖国》，“五星红旗迎风飘扬...”，我第一次唱这个歌，大概是49年、50年初就会唱了，天天唱，在街上也唱，那时候一股政治热情很浓。然后抗美援朝，唱的就不一样了，就是“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”了，后来我也去参干，我个子还不高，我去报名参干，自动请报，大家都去报，报了以后，招兵的问我多大了，我说我十五岁了，（招兵的说：）“你就来参干，你可有枪高啊？”我一比，跟枪差不多高，没那么高，他说你恐怕个子不行，要看看。我参干，是瞒着母亲的，我爸爸妈妈不能让他们知道，没同意，他们不知道，最后一检查，不收我。那个学校在南京，校长是刘伯承，是解放军4野的人民学校，第一场报告，就吓走一大批人，“你参加我这个干校，要准备我们要到大西南去”，那时候中心是这个意思，培训以后派到什么部队，叫参干，“我们干革命，就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，你们有没有这个胆量？”讲这一句话，就溜掉不少，开小差，不干了，以为要打仗去了，干这个干什么，不干了。我没录取，所以谈不上干不干的事，所以这样子，我没有参上干，我又回到学校里继续读书了。他们参干的呢，都走了，后来又回来了，有的在部队干了几年又回来读书了，他们在南京农学院，又读书了。

2.　考大学的情景；大学生活，逐步进入造纸专业

记者：那您后来是怎么开始考大学，然后选择林学这个专业的呢？

潘祖耀：当时我在家里是老大，我有个弟弟，后来在农村里，我爸爸他们还添了一个我妹妹，就兄妹三个，解放 后，51年，又添了个小弟弟，这又加几口了，加我父母亲就六口人了，六口人家里就有负担了，因为生活来源就我父亲一个人，我父亲在银行工作，解放前他就在银行，解放后继续在银行，拿工资，我们家就靠他的工资过日子，我母亲没有工作。那怎么办呢，我父亲讲，我的升学问题啊，就与家庭有关系了，因为我读芜湖农校，家里不负担，自己解决自己的，但是还有弟弟妹妹怎么办呢，他们还要上学，还要吃，这怎么办呢。我父亲对我说，你考取皖南干校，你到皖南干校去，那个学 校还有工资，我就到皖南干校了，然后到了银行我就拿工资了。

记者：您后来又怎么开始考大学，到农学院，学林学的呢？

潘祖耀：我当时到了银行工作，皖南皖北，后来就和在一起，成立安徽省了。安徽省成立后，原来在银行工作的，比如我在分行工作的，就要裁剪一部分，不是裁掉，是回家工作，比如你在合肥，叫你到哪个县工作去，就把你分配下去，我从芜湖呢，就被分到徽州去了，分到现在的叫做黟县的地方去了。我从来没走那么远，坐汽车要坐一天，那时候汽车还没有汽油，木炭烧煤气的那种汽车，汽车跑一天，才到黟县去了，那个黟县当时很落后， 从渔亭到黟县要走路走进去，没有公路。分到黟县银行工作，我也不习惯，想家，我母亲特别想我，这个事情就麻烦了。

　　正在这个时候呢，国家号召，凡是有条件的有能力的愿意考大学的，都可以考，尤其是干部，调干生，都可以报名考大学，我就不去银行上班了，我跑回家，从黟县跑到芜湖，跑到我家乡去了，就是农村，跑到我老家，我爸爸就奇怪了，你怎么跑回来了，我说没什么，他说你胡来吧，谁叫你回来的，你工作也不要了，我说我要读书，我就不工作了，我爸就奇怪了，但他也不好讲，他觉得，这个想法也不一定坏，他说你凭什么本事考大学啊，我说没本事考大学，我考同等学历 怎么不能考啊，我就跟他辩起来了。正好这时报纸上登：动员干部考学校，考大学。当时国家缺少人才，大学生招不满，不像现在还要考，还要录取，我就要考，考上考不上我也不管了，我一方面复习，一方面就在我原来老的中学听课，我讲讲就讲到这个问题，我原来那个爱人（已去世），她是我表妹，她很支持我，她还读高中，她就带我找老师，找校长，把我安排到那里去借读，结果那个校长不要我的钱，说我来读就行了，就插个班就行了，我插班后读什么课呢，就是高二高三的课，我没有学过，要补课。我当时什么课差呢，数学课跟不上，因为那是很系统的课，跟不上去。我不管，学了再说。我当时还有一个表哥是高中的老师，他也教我。

　　我又到芜湖师范去报考。我报考志愿呢，是农业经济。为什么，第一我读农校的，第二我做银行工作的，我报志愿更有理由，适合，我就报考这个专业。后来是在芜湖考的，发榜呢，是在解放日报的，我们当时录取的时候，学生到8月8号发榜了，就找解放日报看，看解放日报上有没有登你的名字，你报考哪几个学校，你就找那几个学校，看看有没有你的名字，有你的名字你就被录取了，没你的名字你就没有被录取。我就到处找，夏天啊，热死了，我找了一头的汗，那时候没 有报纸啊，还没有什么单位有报纸，文化馆有定的报，我就在文化馆找了一天，结果找到了，安徽大学林学系有我名字。

　　但是拿到这个报纸呢，我不高兴，不高兴是什么道理呢，志愿不对头，学林学我又不懂，学什么林学，我家里没有林，我不去学，我要学农业机械，或者是农业经济，农业经济我考的是北京农机学院。我就拿着这个报纸回家了，我父亲就说你怎么了，你怎么不高兴啊，我说我不想去，“什么是不想去啊？”我说我考 取了，“你考取了！？”我父亲就很高兴，说：“真考取了？”我说真考取了，不过你们高兴，我不高兴，我说我不想去，不想读，我继续读高三，我明年再考。我父亲把桌子一拍：“你呀，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，这样好的条件，叫你上大学，考上了，上大学，还不要钱上大学你还不去，那你怎么行呢。”他叫我还是去，不要这 山看到那山高，哪个地方都是培养人的地方，只要自己努力。很多亲戚朋友家里长辈都来动员：“人家考大学都考不取，你考取了还不去，你真是了不起啊，你不去你生活怎么办，你什么事都要你爸爸养着你啊，还有你弟弟妹妹，一大堆人呢，你家里怎么办，你考虑考虑吧，我们劝你啊，既然考取了，你不就想着上大学吗，给你考上了你又不去。”他们劝我半天，最后想想是的，当时我弟弟也读到高一了吧，我大弟弟，他后来也考大学了，他第一志愿北京大学就给他考取了，他考到北大去了，我后来说你多好啊，他说你也一样嘛。这样子我就考到安徽大学去了，那时候在芜湖，我就分到安徽大学，54年。

记者：您那时候大学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？

潘祖耀：我大学生活不错，天之骄子，为什么呢，我“吃”调干助学金，调干助学金一个月，给我三十块钱，吃伙食一共九块钱，你看我还剩多少钱，还有21块钱吧，我用不掉，21块钱除了买衣服，我衣服我家里不做的，我妈妈没给我做过衣服，我全靠助学金买衣服、吃饭、买 书，都是这个钱，有三十块钱，我怎么用的掉呢，我是调干助学金，工资还高一点。另外还有一个（情况），我在银行里面还有很多朋友，我到那里去，他们知道我 考取大学了，就在芜湖，他们都问，你有没有困难啊，我说怎么没有困难呢（大学第一年没有助学金），上大学怎么有钱呢，那我们支持你啊，我说行，你们一个人 支持我五块钱吧。于是，我在银行的同学，每个月他们支持我五块钱，三个同学就十五块了，我挺高兴的，还有得吃，还有得穿，还有书读，这不都很好嘛，但是 54年大水，水淹得不得了，芜湖到合肥，铁路整个在水里，火车又不通，我们到芜湖就很困难了。

　　当时54年大水，学校领导看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把我送到华东团校，华东共青团办的学校，书记是项南。我从来没到过上海，大水那天，学校通知我，你不要抗洪了，你去报到，到上海学习去。哦，到上海去啊，我还没去过上海。我们书记送我们，他带队，还有几个人，现在还在农学院的，跟我一起到那里去了，到华东团校，学习，在哪里呢，在复旦大学，团校，当时我们学习就在复旦大学，石西民，就是当时华东宣传部部长，华东委员会书记，那时候我记得还是饶漱石的时候，后来才改成陈毅，饶漱石犯错误了，但是我们那时候还是饶漱石的时候，我们就在复旦大学学习。记得印象最深的是，我们是共青团代表，我们要跟少先队玩，组织我们到上海宋庆龄办的那个学校，上海什么少年儿童协会联欢，跳的舞是找啊找啊找朋友，挺活跃的。总之有个感觉，解放后刚开始新的生活，很丰富，使你感觉生活在这个时代，每天过得还蛮快活的，吃的也好，玩的也好，也不愁什么，学习也好，肯定有前途，前途根本不担心的，就是这么个心情。

　　所以我就在安大，在农学院好好学习，当时学校决定我是半脱产团干，我到了三年级，就有半天上课，半天在团委上班，一个月给我三十五块钱工资，那时助学金已经取消了，给我三十五块钱，那多好啊，我就在学校的大楼上上班，那我不是天之骄子嘛，哪个学生能有我这样的条件，人家助学金还要经过评审呢，我这个根本就不要，到时候就拿工资，这个条件谁也没有我好。而且，我那时候是团委干部，政治上也信得过，所以我感觉是天之骄子。我爸也不了解，“你好好读书不一样吗，你还不读了。”我说也没意思，现在在共青团工作，一天到晚就是跳舞啊，唱歌啊，那时候共青团活动比较多，我说我又没兴趣了，后来（爸说）算了吧，你好好干吧，我就在团委干了。

　　一直干到什么时候呢，这后来就是大跃进了，当中还有一些过程，反对五风，胡风，打右派，四清，我都参加了，那是毛主席的时代，所有政治活动，我没有不参加的，不但参加，而且是积极分子。这跟时代有关系，时势造英雄嘛，不懂，还是很多东西不懂，尽管我们学了不少东西，但学的呢，现在来看，有些问题，可以说自己不知不觉的犯错误，有些错误是不知不觉的，你比如说，反右派，眼看了很多人被打成右派，但是你不知道是错误。但是我那个班35个人，我是团支部书记，我没打一个右派，我还是团委委员，我没打一个右派，我有个要好的同学，蚌埠人，这个人呢，讲话怪话特别多，要打右派肯定打他，但是我还是保护了他，为什么呢，我觉得这个人跟我相处还可以吧，还不是那么反对共产党的，而且，他虽然是出身不好，但是他还要求进步，经常跟我谈，所以我觉得他，共青团里面可以批判，可以批评，但是他是人民内部矛盾，不能打成右派，我不同意打成右派。我当时在团委，半脱产团干，我就跟团委书记把这个情况说了，我说你们要是把他打成右派，我就不干了，我说这个没有道理的嘛。后来他在林科所，现在不在林科所了，没打成右派。这个人呢，也有缺点，但是基本上，本质上他不是右派，错误是有，认识上的错误，比如，他讲，农民苦，那时讲这个多的人都是右派，他就辩，怎么不苦呢，我们家那个地方，就是苦，农民就是比城里人苦，这话讲得都没错，他就讲有些人还是对的，我就讲这一段情况。

　　我在大学就是这个情况。后来，我一直在共青团，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，人家读四年就毕业了，我读五年，因为我半脱产，延长一年读书，推迟一年毕业，我原来应该57年毕业，到了58年才毕业。58年毕业以后，我就大炼钢铁去了，58年毕业那一年，我记得，通知我们，把我们组织到淮南炼焦，大炼钢铁，烧焦炭，干了半年多，炼焦炭等于搞运动。

记者：潘老师，您大学期间哪些老先生给您印象深一点的？给您上课的一些老先生呢，您觉得哪些老师讲课讲得好，哪些治学比较严谨，就给您上课的。那时候齐先生给你们上课吗？

潘祖耀：齐坚如教过，教森林学，林学概论。黄老师教测量，还有的都去世了，周平教林产化学，教的很少。现在林学界我们的老老师不多了，恐怕我们逐步就要变成老老师了。教我们课的主要老师基本上都走了。

记者：您以前提过您还去南林大进修过是吧？

潘祖耀：对，我下面就要讲。我上大学时，大跃进，炼钢铁，炼焦，基本上就是搞政治活动。搞四清，我带队到皖南歙县，负责一个公社大队，一个大队的事情就我负责。搞运动中也存在一些（问题），搞四清实际上是个左的行为，把农民和农村的干部整得够呛，王光美做这件事情的那一套东西，就是把人家大队干部关起来啊，交代啊，你贪污了没啊。那天晚上，我带了一个班的学生在那里，对每个小队分配的公分进行统计，实际上，农民都苦的要死了，你还要讲人家贪污公分，甚至把人家公分算起来以后，从年收入当中扣掉，这就等于把人家老百姓劳动的钱（扣掉），左得很。我们那个工作组有个书记，是歙县师范的校长，他带队，他左得够呛，我们又是一个支部，他是书记，我是委员，他把所有的生产队干部集中到大队部，交代，什么时候交代清楚了就回去，不交代不给回去，还要家里送饭。我就不同意，人家没问题，你把人家叫来了交代，还坐在这里，人家要是没问题，是回去啊还是怎么办，怎么送人家回去啊，有个大队书记，就是我这个大队，4大队的，他是解放军，是抗美援朝的，勋章老大的，也被叫去了，那个人厉害，是个党员，他说你把我叫过来可以，交代，群众揭发也可以，但是我要是没问题，你要把我送回去，而且要放炮竹，要送到我家门口，我才回去。他就将了书记的军，跟书记厉害，来硬的。我就开支委会，工作组讨论这个事情，我讲这样做就是不对，就不应该把人家叫来交代问题，没抓到事实叫人家交待什么呢，我说赶快把人家放回去，赔礼道歉。我跟书记闹得很厉害，结果我带的一帮学生，对他也都有异议，一直闹到我们工作队的负责人手里。我们系里是李向南总书记带队，他支持我的观点。

　　但是那个师范学校的校长，他背地说我是右倾，写东西给我们学校党委，后来我知道了，我到公社党委书记那里说明情况，国家公社党委书记是工作组党委书记，我说我不同意他的做法等等。后来他到合肥开会，我找到了他，我说：“你还告状到我们学校党委去了，党委书记找我谈了，他说我没有错，是你错了，你做事情的指导思想错了，哪有无干不贪，没有一个干部不贪污的，哪有这种话，你这是左的东西，你这是不对的，你犯了好多错误。”他很难为情，所以我这个人呢，不做亏心事，我不怕。我是反右派也好，打什么也好，尽管有些运动我跟着跑的，但我那个班没打一个右派。后来他们就说，你怎么没打一个右派呢，我说人家不是右派，你非要打人家右派干什么。

　　我们炼完钢铁以后，学校就通知我，叫我回校。我问：“回校干什么？”，“叫你学习去，不好啊？”，通知我到南林，去南林进修。当时苏联专家日图辛，俄文，就在林化系，南京林学院我们去了两三个老师，我们一起去进修，我去南林先是学水解这个专业。

记者：学什么内容呢？

潘祖耀：就是木屑，加酸水解以后就变成酒精，变成乙醇了，就是这个工艺过程，包括糠醛的制造，也是这个工艺。这个跟造纸很接近，所以我们毕业的时候，我有照片的，我们全国各个省，在南林进修的，组织一个实习小分队，到歙县，牡丹江南面一点，歙县造纸厂，实习。歙县造纸厂是一个木材厂，是木材造纸厂，以木材为原料的，生产刀令纸的一个厂，这个厂是日本人在的时候建的。当时我第一次进这个厂，给我开了眼界，为什么呢，我学习木材水解都是空的，没有看见过这个东西，结果到了歙县造纸厂，感觉就不一样了，因为它的木材，是从长白山区由火车运进来的，每天见一辆火车，开进来以后，机械化的下料，下料以后锯材，把木头锯成板然后切片，切成一块块木片，然后把木片运到楼上，放在水解罐里面，水解罐很大，有七八米高，直径大概有三四米，那里面是耐碱的。我们当时用的是亚硫酸盐制浆，是在东北生产的，出来就是纸浆，然后漂白，然后就上造纸机，我去看那个造纸机，很漂亮，木头做的纸浆，木浆啊，全部出来，白的，然后上机子就变成纸了。

　　在那里待了一个夏季，那时候我们毕业，在南林学习以后就实习了，因为那里是朝鲜族，都是朝鲜人，我们晚上跟朝鲜人联欢，就在那个地方待了两三个月，很有收获。这使我对学这个专业有兴趣了，我看到木材能做出这么多纸，做出来那么好，对这个专业就有了兴趣。但是这个（造纸）有一个副产品，就是亚硫酸废液，这个虽然是废液，但是提炼出来就是酒精。另外还有一个副产品就是戊糖，就变成了糠醛，经过蒸馏塔出来的全部是糠醛。我看了收获很大，很感兴趣，看到了嘛，那不像在南林那里光看书本看不到实物，书本上讲的，到那里就可以实践了。经过北京的时候，我们到了北京通县，有个糠醛厂，专门到糠醛厂去参观。所以实习以后，使我对这个专业有了认识。我在南林还学了木材热解，还有就是树木提取物，就是松香喽，关于木材热解呢，有个事情，就是当时由林业部决定在我们芜湖建一个木材干馏厂，就建在芜湖现在河南村那边，有一个很大的，木材干馏生产木炭、醋酸等干馏副产物的厂。

　　在这几个地方实习，使我对林化产生了兴趣，我们在南林学完了就回校了，当时我们就有一个教研室，教研室就两三个人，周平，还有几个年轻的老师跟周平学木化的。当时我们学校没有把这个专业当为一个重点来发展，也没钱，发展不起来，所以我们回校以后呢，就没有什么大的发展，主要是经济的困难。那时候我们没有发展这个，但是我们有个意识，感觉到知识不够，不够怎么办呢，合肥工业大学有个化工系，所以我们就要补基础课，特别是专业基础课。上了两门课，一个是物化，就是物理化学，第二门课，化工原理，就学这几门课，专业基础课。到哪学呢，到工大去学，到工大多远呢，很远，所以呢，我们早上上课，骑自行车去，中午回来，就这样，我们坚持了一年，听完了化工原理课，学了很多东西。结果回来以后，我们能够教化工原理了，那认识就不一样了，就感觉到敢于跟工业打交道了。